对话祥峰投资袁建伟:医药界真正的“原创新”会在中国发展

记者 | 于浩

从数据上看,2020年可以称得上是医疗大健康领域的投资大年。据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在2020年间,公布融资事件的医疗健康企业共有485家,除187家未透露具体融资金额之外,已公布融资额已超过2000亿元。

而在医疗大健康领域中,创新药赛道是多数医疗机构重点关注的赛道之一。自2015年起,国务院、卫健委与国家药监局相继发布指导与鼓励性质的政策;2018年,港交所修改上市规则,向未盈利的生物制药公司敞开大门,在政策红利与资本追捧的双向加持下,优秀创新药项目不断出现。

2019年,国内申报临床试验的创新药品中,共有69%的新药项目来自初创企业(Biotech),只有30%来自传统大企业。2019至2020年间,信达生物、君实生物等生物医药公司成功IPO上市。曾有投资人预测,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有望进入2.0阶段。

医疗健康领域一直是祥峰投资着重关注的领域之一,而祥峰投资合伙人袁建伟则长期从事医药及诊断类项目投资,过往参与投资了诸多明星项目,如基石药业、华领医药、同润生物、VielaBio、Grail、Sironax、Exo Therapeutics等。

所谓创新2.0意味着什么?相较于欧美市场,中国医药行业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未来中国医药行业将迎来怎样的变化?

对话祥峰投资袁建伟:医药界真正的“原创新”会在中国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界面新闻专访到祥峰投资合伙人袁建伟,交流了他所认为的“创新”的定义、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他的投资方法论。

对话祥峰投资袁建伟:医药界真正的“原创新”会在中国发展

界面新闻:从2015年至2020年,医药行业发生了很多大事,集采、科创板注册制、赴港上市等等,这背后您认为医药行业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袁建伟:近些年,在中国的医药行业内确实是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变化,包括4+7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这些政策的本质是重新在供给端分配存量资源,把优质的研发资源与资金沉淀在中国医疗的头部企业,一来通过规模效应,有效从源头控制医疗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浪费,提升资源效率。那么新的增长点是什么?就是创新,适度的创新。

从2015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有大量创新药公司出现,但是这一阶段的这种创新药,它实际上还是追赶中美之间的差距。很多这一阶段的产品开发,包括PD-1、PDL-1,ADC,细胞治疗等,实际上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已经被验证的一些成熟产品,虽然已经被验证成功,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那我拿来去做仍然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其实加引号的,某种程度上是“引进新”。但随着时间推移,医药创新性正在逐渐增加。

界面新闻:这种单纯模仿产品的“引进新”模式在今天有什么变化?

袁建伟:我们深刻认识到那种成熟的产品价值被挖掘的可能性正在减少,标准答案的题目做完之后,再去往前走,答案的确定性显著降低。目前我们一方面会更关注一些在欧美被初步验证的具有平台属性的技术与产品方向,并考察这种具有平台属性的技术是否能够在中国找到对应的公司,平台性创新都是要解决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这些平台包括更优的细胞治疗、基因治疗、单细胞测序、ADC、纳米抗体、mRNA药物;另外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发掘对已经验证靶点的药物的效率的提升,比如通过改变剂型,改善药物分子的物理属性,提高药物的效率和使用依从性,在眼科疾病、皮肤科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这方面的机会大有可为。

界面新闻:可以再解释一下您所说的平台属性的含义吗?

袁建伟:比如抗体偶联药物(ADC),每一个抗体所能够偶联的药物数量是比较有限的,这就导致药物发挥作用的时候,就要去充分平衡药物的毒性和载量的平衡,ADC药物开发需要在药物、链接子和抗体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弹性空间,但是因为药物载量的限制,这个弹性空间是比较小的。在美国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技术趋势,它是能够用特殊技术,提高一个抗体的药物的载量,那么我们去选择靶点和药物做匹配的时候会有更多选择的空间。选择的空间多了,成药的的机会就大了。还有另外一个技术的趋势是在ADC的基础上不去挂载毒性的抗肿瘤药物,而是挂载免疫激动剂。我们看到这样的药物开发理念是存在一个很好的逻辑合理性以及药物开发的可及性的,同时这个方式更好的嫁接了最前沿的肿瘤免疫治疗的发现,从另外一个纬度解决了肿瘤免疫治疗中激动剂使用的瓶颈,如果能够将上述两个概念在中国更好的发挥出来,那么我们是可能打造出一个跨时代的药物开发公司的,这个公司不再走传统的Copy to China,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平台的技术把两种最新的创新范式融入到一家企业内部,这样的企业,既可以开发大量的自有产品线,又可以与广大的国内医药公司合作,为他们赋能,这个价值是巨大的。我们中国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创新公司。

这是我所认为的平台属性的价值。我把这个新的投资方向所对应的时代叫做中国医药创新的2.0时代。这样的平台是我们祥峰投资所追逐的方向。

界面新闻:您提到的由“引进产品”到“引进平台”的转变是否映射了中国医药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

袁建伟: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渡,如果在20年之后回顾2015-2020,这个阶段我们的创新产品更多的是“拿来主义”,是一个最低版本的创新方法,当这些确定的东西没有了之后,我们才不得不去做平台式的创新。这种方式的不确定性更高了,但是因为平台目前有被验证正确的趋势和苗头,所以还是有一定路径依赖的。

真正的“原创新”一定会在中国发展的。从策略的角度讲,投资平台型医药创新企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我们现在的投资策略,就是希望能够把握中国医药创新2.0时代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活下来。

界面新闻:“原创新”是否会在近几年出现的小而美公司中发生?他们的发展前景在哪里?

袁建伟:在资本的推动下,我们差不多是用了20年的时间,走过了美国可能60年的医药开发历史,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在“引进新”阶段上市的公司,他们的资源都沉淀在临床端,有着自己的路径依赖,未来他们必然要继续寻找创新的东西,大的公司体系对应快速变化的创新无论是资源的效率还是持续而灵活的应对能力都是不够的。他们的创新不是没有,而是会比较慢,那么创新从哪里来呢?就在这些小而美的公司。这个逻辑已经在欧美市场多次验证。

拥有创新性平台的公司会不断产生创新的产品,这些产品会成为小而美公司未来核心发力点。一方面他们可以依托自己的平台和产品去上市;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依托自身的创新与传统企业合作甚至是被大型医药公司所吸收,医药行业的分工会逐步明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界面新闻:这种平台属性会成为祥峰投资的评判标准嘛?您认为哪些创新药公司会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

袁建伟:平台属性是我们的投资评判标准之一,而且是重要的评判标准。第一个是要有比较颠覆性的,或者是有创新性的产品,早期不需要有很多的产品,但是要有至少一个产品雏形能够证明他的可实现性基础;第二个,既然是平台,我们希望它能够具有很好的延展性,能够持续输出产品,持续向市场展示自己的价值。

当然除了平台属性的医药研发公司外,还有很多不同纬度的创新型医药科技公司应该受到重视。中国整个医疗行业的分工也正在提升,每一个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公司。实际上从健康管理到诊断、治疗、预后管理构成了一个医药产业的大闭环,所有能够持续“开源节流”的平台型企业、小而美的研发平台型企业都会得到祥峰投资的青睐。因此,我们所关注的平台不光是一个技术平台,还是一个广义的平台。

界面新闻:目前阻碍中国医药创新的因素还有那些?

袁建伟:制约医药创新的要素有很多,很多是历史惯性所导致的,需要时间来消化,眼下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人才的制约。

未来医药创新不确定性的东西更多了,而不确定性的问题往往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单单是一个环节的问题。我们目前的人才储备中少有这种对创新走过完整周期的领袖和团队。比如说纳米抗体这个赛道,纳米抗体有很多传统抗体不具备的优势,非常有潜力,但是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这几年国际上处于临床阶段的公司多是大的制药公司和少数掌握了纳米抗体开发技术的biotech。国内目前出现了一些纳米抗体的公司,他的强项在于有很好的纳米抗体筛选、生产的平台,但是其纳米抗体用在什么具体的领域里去呢?这些具体的领域是需要有专门的人才来设计和和主导才能够做出来,这部分并不是纳米抗体初创的上游公司所能够承担的。另外一方面,有一些对肿瘤免疫系统的生物学基础非常了解的创业者,希望去做更优效的抗体,需要纳米抗体作为原材料,但是他本身没有原材料制备与获取能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祥峰投资在医疗领域进行布局时,通过投资一系列具有平台属性的公司,让企业之间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互通有无,尽量避开由于人才问题所造成的企业短板。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对冲投资风险,也能够充分的释放双方公司的价值。

界面新闻:您认为近几年医药领域在资本市场火热的原因是什么?

袁建伟:我觉得和政策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国家在仿制药关上一道门之后,又打开了一道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要求中国的医药一定要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同时,科创板注册制等政策给了一级市场资本退出的通道。其次,从投资回报率的层面,有“干货”的中国医药创新企业相对美国更稀缺,所以它在中国的二级市场是可以享受到创新的市值溢价的,而这些“引进新”的产品含有创新的属性,但是实际的创新风险是比较低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结合政策背景,在中国去做具备创新属性的医疗公司,风险并不大,可以在中国的上市板块拿到很高的定价,又能够在中国市场退得出,这种风险投资相对于美国市场回报率更高,回报周期更短,所以过去五年大量资本跑到创新医药的板块里面来,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医疗领域的高估值现状?

袁建伟:祥峰投资不会去跟随别人的判断,我们的判断是独立的。因为高估值意味着这个项目的机会已经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一级市场的投资人要做的是预判,而不是为一个已经形成共识的资产去买单。但是,回顾历史,大部分成功的企业都是在温和的泡沫下走出来的,资本寒冬下,创新必然是减弱的。考虑到中美市场的差异和成长性,我们对中国医药创新公司的定价的理解既是接地气的,又是基于未来项目成长的相对确定性以及空间可识别性。

界面新闻:在投资阶段上,祥峰投资是如何考量的?

袁建伟:祥峰投资过去两年里的资本募集还是非常成功的。在2019-2020年我们募集到足够的弹药来全方位支持我们的中国创新企业。祥峰在医疗领域的投资,从极早期的孵化期到后期pre-IPO阶段的公司,都会进行广泛的布局,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诊断等诸多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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