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泽民:平凡的前提是自由呼吸

作家余泽民:平凡的前提是自由呼吸

  插画/阳光

 

  平凡的前提是自由呼吸

 

  文/余泽民

 

  “隔离”应该是过去一年里的关键词――当然有可能在未来一年里它依旧是。尤其在欧洲,大小诸国各自为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紧时那个松,隔离-隔离-再隔离,成了生活的主旋律。新冠病毒不仅迫使地球上的所有人习惯了孤独,也让所有人感觉到平等:总统也好,乞丐也罢,病毒不看你的权柄和身价,你不过是一个脏腑俱全、吃喝拉撒的凡人。鼠年里,人类一夜坠入了深渊,能够平凡地活着竟成奢望。尽管马斯克还在研究脑机接口,波士顿动力机器人学会萌萌地舞蹈,但更多人则反思人类扩张的边界,唤醒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现在读波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糜骨之壤》,会更理解作者的本意。

 

  这场疫情无异于“世界大战”,全球撕裂,人各一方,有无数的家庭生离死别。在我熟悉的人中第一位被新冠夺命的是诗人政治家苏契・盖佐,我跟他相识二十多年,并且译过他的诗集。苏契在匈牙利影响很大,当过文化部长和总理首席顾问,被欧尔班总理敬为“智者、导师和将军”。或许正因如此,当我得知他住院后,虽然担心,但并没真往坏处想。那时特朗普声称能让所有中招的美国人都能像他一样享受“鸡尾酒疗法”,我想匈牙利政府怎么也能搞到偏方救苏契脱险……可事实是,苏契上呼吸机不出五天就不幸辞世,他纵有许多抱负、计划和想写的书,都随肉身灰飞烟灭。随后,我曾经的一位匈牙利同事也死于新冠,她是位退休的家庭妇女,从出现症状到咽气也是一周。可见人在病毒面前是平等的,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喜欢说“精神的存在比肉体的重要”,但并不去想肉体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我们只有当跨在生死的门槛时,才会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毕竟“皮囊”是精神的容器。所以致平凡,首先致我们脆弱、易腐且神奇的肉身。

 

  回想三十多年前我报考北医时,决定下得十分盲目,只因向往“白衣天使”的神气和神圣,对于生命并无真切的概念。第一次接触死人是在大一的解剖课上,每组同学分到一具尸体,男生女生各坐一边。我们组分到的是一具壮年男尸,没有肚腩,萎蔫的阳具比中指长。因怕捐献者的相貌被人认出,所以割掉了眼皮、嘴唇和鼻翼的肉,死者的样子相当可怕,不过由于福尔马林刺鼻的味道和泡得毫无弹性的胶皮感,我们再怎么反胃地切割,剥离,都只把它当做一件教具,并不跟生命挂钩。只是有一次,解剖老师带我们去看储尸池,我屏息静气,在水波轻轻的拍打声中听到老师说:“这里还有解放前的……”我突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他们是谁?说不定有清朝遗老或敌特分子……大三的一天,我们临时被从宿舍叫到病理楼,那是第一次看病理解剖,颇受刺激。水泥台上躺着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男生,据说他是在隔壁大学运动会上突然栽倒在跑道上的,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生无常,我与他的区别只在于喘气。

 

  十年之后,我父亲身患胃癌,在最后濒死的几日,每一刻都为呼吸挣扎。有一天夜里,我伏在病床边打盹,父亲像魔鬼附体似的挥动拳头打我的头,我惊愕地看到他在身上拼命撕扯,求我帮他撕开缠裹在身上的塑料膜。我知道他是因胸水憋得喘不上气,黑暗中我攥住他的腕流泪,真想替他呼吸,真想把氧气管直接插进他的肺脏里。父亲是戴着氧气罩走的,面容像溺水一样痛苦,跟他吸不进的那口气相比,一生的荣辱、坎坷都不值一提。

 

  呼吸,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平常得几乎都意识不到,但对于全球200多万因新冠而去世的不幸者来说,炎症风暴导致的肺纤维化、肺水肿和将小气道和肺泡填满的黏液,最终使呼吸成了令人绝望的奢侈。据说现在地球上每9秒钟就有一人死于新冠,在毒魔的攻击下,人类将希望的底线降低到“活着”,只要活下来就好,无论活得多么平凡。前两天听一位朋友说他的嗅觉感觉不太灵敏,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之后每天都等他报平安,问他“能不能憋气十秒钟”?即使我明知这个“自检”招数并不很科学,但至少能够换取立竿见影的安慰。在人类尚未度过此劫之前,致平凡――具体地说是致呼吸,因为自由的呼吸是平凡存生的前提。

 

  《自由呼吸》,这是我2020年交的第一部译稿,是匈牙利作家纳道什・彼特《平行故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50万字,相当于前两部的总和。当我点击“发送”之后,如释重负地做了一次深呼吸!一是因自己为这套书付出了五年时光,终于大功告成;二是作家用百万字篇幅刻画了欧洲悲凉、窒闷的20世纪,最终通过一场飙车让读者得以自由呼吸;三是当时武汉尚未封城,我对鼠年还抱着无猜的憧憬……谁知道随后发生的一切令人猝不及防。我在布达佩斯,先为国内的疫情揪心,很快欧洲也开始漫长的隔离,“封国”“停摆”“宵禁”“网课”“居家办公”“社交隔离”……种种被动的防御措施都将人们的生活控制到最小的空间、最孤独的状态和最基本的水平。即使住在城市,也如隐居荒野,似乎所有的同类都一夜间变成了危险体。难怪许多人担心这种离群索居的独处不仅会导致心理疾病、社交障碍,甚至能缩小大脑海马体上的齿状回!不过,对像我这样习惯了独自伏案的译者和写作者而言,“隔离”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想来独处是我的生活常态;行政令减少了所有不必须的出门,反而增加了更多读写译的时间。

 

  盘点过去的一年,我翻译了《自由呼吸》《尤若夫・阿蒂拉诗选》、桑托短篇小说集《1945》和马洛伊的《我本想沉默》,还完成了裴特尔斐两本书的译稿《裴多菲街5号》和《熊猫的拥抱》,并为五年前出版的马洛伊自传《一个市民的自白》进行了补译,还原了1935年未删节版的首版原貌;另外还写了十几篇报刊专栏,校订了吉狄马加和梅尔的两本匈语版诗集,并着手翻译布克奖作家克拉斯诺霍尔的另一部大作《抵抗的忧郁》……因此,隔离期虽漫长,我并不觉得空虚,几乎将孤独的每分每秒都转换成文字存留了下来,我视之为抗疫的个体记录。具体到我个人来说,致平凡是致文学,致译者和写作者心无羁绊、伏案游天的平凡,或者说文学是精神上的自由呼吸。

 

  文学是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至少对我来讲。黑色的鼠年还告诉许多人:文学还可以是拯救和疗伤。你还记得在武汉一家“方舱”里被记者拍到的那位“读书哥”吧?那张照片讲述的是书籍带给人的从容和勇气,据说作者福山知道后,特意寄给他一版签名本,这故事是对读书人的精神鼓励。3月下旬,布达佩斯第一次停摆,在西火车站对面的亚力山大书店门口贴出一张《致读者信》,信中说:“我们相信:在这段艰难的时期里,书籍会给您带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快乐和享受,想来,精神的健康至少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不要忘记:尽管您现在不能走向世界,但世界能够走向你……”我在给北二外匈语专业的同学们上第一堂网课时,内容就是在“禁足令”生效前一天我在老城中疾走并拍下的一系列告示文本,有商店有银行有药店有超市,我觉得这个写得最好。若在平时,我很可能会把它看做“鸡汤广告”,但在瘟疫围城的关头,它传达了读书的意义和精神力量。虽然病毒叫停了全世界的书展,封了所有书店的店门,但它夺不走你手中的书和笔,无法叫停你的思考。我听多位朋友发出感慨,说这一年里补读了许多过去买后塞到书架上没空读的书。致平凡,还要致读书,读书能使平凡变得丰沛辽阔,让我们平凡却不平庸,想来我理解的平凡是还个体之本真,是在健康的皮囊里装有趣的灵魂。

 

  我住在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道旁,街口就是李斯特故居。从圣诞节的前一周开始,安德拉什大街和大小环路就已彩灯缠树。冬季里,不到下午五点夜色就已降临,多瑙河两岸的市区如水晶城剔透,车身披挂彩灯的“圣诞电车”在街上穿梭。我若想散步,必须在六点前出门,八点前返回,因为政府下的“宵禁令”,如果违反,每人将受罚两万福林!每次,我沿着流光溢彩的老街朝河边走,要么穿过链子桥去渔人堡,要么过伊丽莎白桥上圣盖莱尔特山,总之要登上布达一侧的某个制高点,从那里俯瞰汤汤的冰河与万家灯火,终于能够摘下口罩自由呼吸,像站在“柏林上空的苍穹”中的大天使,孤独、悲悯并享受地用力呼吸。这种时候,常看到有航拍器嗡嗡地在高处盘旋,因为拍摄空城已成了时尚,空寂的风景确实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历史感的悲壮美丽。但我此刻更喜欢人流如织,车水马龙,生活能够恢复平常。

 

  在我的邻居中有一位九旬老伯,他说这辈子经历过三次宵禁:第一次在“二战”末,从1944年圣诞开始的围城战,空袭警报不绝于耳,他惊恐地躲在地下室里;另一次是1956年秋天苏军入侵,巷战激烈,大地在坦克的履带下塌陷。没想到现在又遇到一次,布达佩斯虽然没有变成废墟,但是没了生气。每次在悬廊上跟老人寒暄,都自觉地保持几米远的距离,而且让我更想念远在北京的母亲,因疫情阻隔,我已经一年不能回国见她了。这两年,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重,不仅记不得自己拿过手术刀,甚至弄不清自己的年岁,情绪也简单得像个孩子。好在音乐是一种拯救,她仍可背谱弹琴,跟我在网上唱歌,当然还会突然问我:“你在哪儿呢?”“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你大还是我大?”“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现在鼠去牛来,新春将至,我真心祈愿疫情快结束,世界早日恢复秩序,能自由地旅行;我还祈愿人类学到了什么,比如敬畏自然,珍惜平凡,健康、家庭和自由很重要。此刻,我坐在中欧古城的一扇窗口,致平凡,致亲情,致远方的国和思念的家。希望能早日回乡探母,希望母亲还能够认出我来,即使认不出是她儿子,也能把我当成她的哥哥、弟弟或久别的丈夫。

 

  (作者系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二外欧洲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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